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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

来源:文史委 发布时间:2018-01-05 16:27 浏览次数: 【字体:

现在有些出版物中,关于毛主席是在什么情况下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其说不一,对大寨历史的评论更是众说纷云。从1953年到1965年我在中共山西省委担任第一书记,大寨典型的发现及其在全省的推广,以及毛主席在1964年间几次肯定大寨的基本经验,最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些我是亲身经历过的。现在写出来,作为史料提供给读者及有关研究者参考。

 大寨是太行山区的一个穷山村。新中国成立前,全村75户,有近800亩耕地,其中的50%为4户地主富农所占有,贫农、下中农占全村户数的78%,却只占有20%的耕地。那时全村平均亩产粮食,遇到好年景也只有140来斤。建国后,这里的土改搞得很彻底,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党的基础比较好。1952年冬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当时陈永贵担任社长,贾进才担任支部书记。1953年贾进才推荐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自己任副书记。这个让贤的故事,一直传为佳话。从此,这个村的党支部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都很出色。1953年秋,他们经过群众路线,制订了十年造地规划。全村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规划,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逐渐跃进到1962年的774斤。

 中共晋中地委发现了这个典型,先于1959年12月在大寨开了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的先进经验。后来又于1962年号召全地区推广大寨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

中共山西省委曾于1960年2月批转中共晋中地委的报告,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之后,省委又于1963年3月请陈永贵同志在全省劳模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同年11月9日,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向大寨学习的通知。这年8月,大寨遭受了特大洪灾,70%的房窑塌了,庄稼都倒伏了,23%的梯田的土层冲光了。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提出并实现了“三不要”(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即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都不减少)的口号。中共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的新经验,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省委尤其重视大寨帮助后进大队的经验。从1959年开始,他们从政治、经济、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帮助后进的邻村井沟大队,追赶自己。从1962年起,井沟的粮食亩产就由1959年的270多斤提高到505斤,成了省级先进集体单位。起初有些社员对帮井沟思想不通,陈永贵说:“咱们爱集体,要爱自己的集体也要爱别人的集体,更要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这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要是全省全国的生产大队都办得比大寨好,国家还怕不富足?我们还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捣乱!所以,我们诚心诚意希望兄弟队都能赶上大寨,都能超过大寨,赶得越快越好,超得越多越好。”他还说:“一个先进大队,在周围的大队都比你落后的情况下,就可能停滞不前,因为,屁股后边没有人赶嘛!一个先进单位要能帮自己周围一两个后进单位,别人能先进,自己就能更先进,支援别人也就是支援自己。”据此,中共山西省委在全省劳模会上提出了学习大寨“一带二”的新经验,当然一带三、一带四更好,目的是在全省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1964年1月,国务院邀请陈永贵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首都1万多人介绍了大寨经验。他的生动而又富有哲理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的讲话现场实况转播后,收到了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表示钦佩和学习的许多信件。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报道,同时发表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指出:“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和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这个报道和社论发表以后,全国农业战线反响很大。

 1964年3月28日到29日,毛主席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我等几个人,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听取工作汇报。我汇报说,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私分得很清。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时毛主席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接着我继续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分子暗中轻蔑地说,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我又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所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来斤。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地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他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我还汇报说,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

 毛主席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我,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我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主席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作过县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类似这样借题联想、旁征博引的谈话在我同毛主席的接触中不止一次听到过。

 毛主席又高兴地问我,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随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我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他。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作了20天的考察。他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他回京后,向周总理和毛主席作了书面汇报。同年5月中旬,我参加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听到毛主席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毛主席就是在上述情况下号召农业学大寨的。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了的。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并成了2900多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最后,周总理概括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在人代会期间,周总理看到一份内参上登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说大寨耕地亩数不实,今年粮食平均亩产跨过长江,超过800斤的报道也不实。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长卫恒和我三人到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并要我们立刻派人到大寨去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他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会把它捅出去的,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于是,我们立即派山西省农业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贯文带着一批助手到大寨同国务院工作组一道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查田定产工作,最后经过核实,大寨耕地面积为796.69亩,1964年粮食平均亩产809斤,跨过了长江。我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也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对此也是有怀疑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经验的基本总结和对大寨精神的概括,是完全符合当时大寨的实际情况的。

人代会12月26日的会议散会后,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安排,带着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董加耕四位劳动模范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宴会厅,让他们和毛主席同桌就餐。被邀在同桌就餐的还有钱学森同志。一开始,毛主席对大家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他在谈话中,含蓄地又一次肯定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他先问在座的余秋里同志读了几年书,余答:“三年小学。”他说:三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就不错嘛。接着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了?陈答:“50岁。”他说:“五十而知天命嘛,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陈永贵当时未听懂他的湖南话,无意识地点了点头。事后才知道他讲话的意思,后悔自己不该点头。毛主席还对钱学森同志说:你是搞卫星的,卫星上天靠你了。钱说:“谢谢主席的鼓励。”在谈话中,他还告诫四位劳模说: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

     (作者简介:陶鲁笳,男,原名陶国葆,1917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潥阳县,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长,中共晋冀豫区委组织科长,昔阳、平定、和顺三县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太行区地委书记,中共太行区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长、副书记,1953年至1956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65年后历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政委,国家体改委顾问。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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