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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发展史略

来源: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8-02-01 09:08 浏览次数: 【字体:

大寨,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大地上,曾经是那样的响亮,那样的特殊。这个有着一片贫瘠土地的小山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曾经以其生产和“革命”的显赫成就,经传全国,声蜚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全国大约有700多万人参观过大寨,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世界上134个国家的近3万名贵宾都曾来这里探寻过中国农业发展的奥秘。

然而,大寨这个曾红极全国的农业典型,也和我们共和国一道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坎坷路程。它曾随着政治的起伏而起伏,随着国家的动荡而动荡,经历了许多的痛苦、欢乐、无奈与大起大落……

下面,就让我们用简洁的笔触,勾勒一下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轨迹,描绘一番曾经笼罩在大寨人头顶的“左倾迷雾”,展现一下大寨人改革开放、搏击市场的飒爽英姿……

贫穷落后的旧大寨

大寨,在宋元时代曾经是一个屯兵驻守的山寨。后来,作为兵营被逐渐废弃。广大贫苦农民为了谋生,不断从四面八方迁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村庄。

大寨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全村800多亩土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分成4700多块,每块平均不到2分。

解放前,大寨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1940年,日本法西斯将大寨的27名青壮年活埋,加之冻饿和债务所逼,不到3年就死去42人。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夕,全村64户人家只剩下190多口人。全村800多亩耕地,4户地主富农占有60%以上,48户贫下中农仅占有18%。全村40多户贫下中农,有35户中的45人被迫给地富扛长工、打短工,赶牛放马,洗衣做饭;有9户中的21人背井离乡,讨吃要饭。正如大寨人所说:旧社会大寨有“三穷”(人穷、地穷、村子穷)、“五多”(当长工打短工的多、负债欠账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当地有一首民谣:“扛长工,没铺盖,卖儿郎,当乞丐,终年还不清地富的债。”这便是旧社会大寨的真实写照。

 改天换地的新大寨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昔阳人民获得新生,从此,作为革命老区的昔阳县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开始进入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的和平建设时期。1946年,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锄奸反霸斗争,接着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由土地的奴隶变成了土地的主人。

1946年1月,大寨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党员——贾承福,此后,又陆续有几人入党。1948年8月,大寨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贾进才任支部书记。从此,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寨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从1948年土改完成到1952年合作化前夕,被大寨群众称作“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经过土地改革,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房屋、牲畜,激发了空前的生产热情,再加上战乱结束,社会安定,人心向上,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但是,随着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大寨也和全国农村一样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趋势,短短几年间,就又有6户农民卖了地,4户农民买了地。这就给大寨的党支部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怎样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共同致富的道路。

大寨人响应毛泽东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1946年,贾进才带头成立了一个15户的变工组,互助生产,共度难关。1947年,陈永贵又联合4个年过半百的老汉和6个十五、六岁的娃娃,组织起了9户人家的互助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好汉组”和“老少组”。两个组通过开展生产竞赛,生产快速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全村的粮食亩产由战前最高年份的130斤提高到175斤,总产达到14.6万斤,人均占有粮食574斤。这一成果,充分显示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加入互助组。

这一年,大寨人还办了两件事:一是群众集资开了一个小煤窑,因技术不过关,中途夭折。二是组织了供销合作社,结果在1949年至1952年的全国物价大波动中,赔了本,损失惨重。这就是后来批判的所谓“庄稼搅买卖”。这两件事尽管没有成功,但集中展现了大寨人探索农工贸综合发展道路的开阔视野和生产致富的强烈愿望。

1952年冬,贾进才“让贤”,陈永贵担任了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大寨有了一个有头脑、有魄力、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能吃苦、无私心的好带头人。

恰在这时,全国兴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年2月18日,大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到1955年实现了全村一社。集体化程度的提高,为统一经营创造了条件,通过施行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科学种田等措施,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1953年当年,全村亩产250斤,总产20.3万斤,均比1952年增长5.5%;卖粮4.5万斤,超额完成计划48.3%;全村经济总收入1.7672万元;人均40.5元,比1952年增长17元。到1955年,人均占有粮食由1952年的765斤增至1125斤,农业社劳动日分值由1953年的0.58元增至0.70元,户均收入由1952年的113.4元增至221.4元,因此成为当时与刀把口、白羊峪齐名的昔阳“三枝花”之一。

1955年秋,一个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迅猛兴起。同年12月,大寨由初级社转变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定名为“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以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为特征。在生产资料作价入社的过程中,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党支部一班人,带头将自己家的生产资料低价入社,从而确保了这一工作的顺利完成。1956年,高级社的第一年,尽管有天灾人祸,但大寨的亩产仍达到337斤,总产25.86万斤,比上年增产9.3%;卖粮7.8万斤,比上年增长11.4%;总收入3.1384万元,比上年增长58%。1957年,全村平均亩产又增至349斤,总产27.7万斤,卖粮8.3万斤,总收入3.4万元,劳动日分值1元,人均分配59.9元。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此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就在这年8月24日,陈永贵响应党的号召,在榆次地委驻大寨工作组的帮助下,联合大寨周围7个村,率先在昔阳县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大寨人民公社。

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狂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大寨也不是“世外桃源”,也梦想着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因而也实行了部分供给制,办起了公共食堂,也不能不违心地说一些大话空话。如在“大跃进”、“浮夸风”甚嚣尘上的时候,大寨也提出了“种种作物元帅升帐,样样庄稼卫星上天”的豪言壮语,也曾声称:“陈永贵等人培育的3亩玉米丰产田亩产达14436斤。”但陈永贵等大寨干部很快就从“大跃进”的旋风中清醒过来,开始自觉抵制“浮夸风”。也就在这年,大寨粮食亩产达到520斤,按当时“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省委领导准备推荐陈永贵出席全国劳模会,但考虑到当时全国各地到处浮夸的形势,建议陈永贵将亩产上报为2000斤,但陈永贵宁肯不当劳模,也决不虚报一斤!

正是由于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干部群众自觉抵制了当时盛行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再加上大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全体社员的较高觉悟,陈永贵的周密计划和合理安排,生产上采取的一系列独创的、符合当地实际的先进技术措施,面对自然、藐视困难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生产劳动,才使得大寨在全国农村生产力普遍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整个生产不仅没有滑坡,反而连年大幅度提高,成为了人民公社化后,生产实现“大跃进”的特殊典型。

1961年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体制。根据这一精神,大寨党支部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大队人口不多,只相当于平川大村一个生产队规模的实际,决定仍坚持大队核算。大队下面分设两个生产队,大队对生产队采取“三包一奖四固定”的管理办法。在劳动报酬上仍坚持实行定额包工和以件计酬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这一系列合理的调整,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结果农业生产又获得了稳步发展:1961年,粮食总产48.6万斤,总收入7万元;1962年,粮食总产55.1万斤,总收入8.5万元,劳动日分值1.5元。

从1953年成立初级社到1963年遭受特大洪灾这十年间,大寨在不断变革、调整生产关系的同时,始终坚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改善经营管理、大力发展生产这一根本方向,收到了显著效果。

这一时期,大寨党支部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干部社员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尽力多卖余粮,为国家分忧解难。在自己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发扬风格,帮助邻村井沟大队一道发展。这些事迹均得到上级党委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创造奇迹名扬全国的大寨

1963年8月,大寨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百年不遇的大雨连续下了七天七夜,大寨合作化以来10多年整修的土地被冲垮了,70%的社员房屋被冲塌了,庄稼都倒伏浸泡在水中。面对这场毁灭性的洪灾,大寨的相当一部分干部、社员情绪低落,压力很大,有的认为十年八年难以恢复,有的主张多向国家要点援助。但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党支部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却响亮地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宏伟口号,即:社员口粮、劳动日分配、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和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中,大寨党支部坚持“先治坡后治窝”的原则,采用分工负责、分线作战的办法,苦干、实干、硬干、巧干了两个多月,才把冲毁的庄稼又扶起来,冲塌的房屋也被修缮一新。秋天,大寨的粮食平均亩产达到745斤,总产42万斤,向国家交售粮食24万斤,除留足种子、饲料外,社员人均口粮400斤;农林牧副业总收入6600多元,人均分配83元,劳动日分值1.1元,加上储备,并不影响社员生活,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誓言。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大寨人还总结出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成为了大寨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陈永贵和大寨人之所以能在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面前创造这样的奇迹,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大寨人十多年来紧跟时代步伐,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结果,也是各级党组织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帮助教育的结果。早在1959年,昔阳全县就开展了“学大寨、赶大寨”运动;同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现场会,推广其先进经验;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1963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向全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发出了开展学习大寨“一带二”活动的号召。

现在,大寨人又充分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并在此过程中凝聚和升华成了大寨精神,从而一步步冲出山西,走向了全国。

1963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人民学习大寨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翌年1月,陈永贵到北京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了大寨人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情况后,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特地组织报告会,向北京的党政军民作了介绍,引起了强烈反响。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时配发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3月,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邯郸车站的专列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大寨人的事迹,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在当时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把大寨当作了人民公社的样板,把大寨精神当作了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把大寨的经验当作了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途径。于是,他在此后的多个场合一再强调:“农业主要依靠大寨精神”。5月,农业部长廖鲁言带领工作组深入大寨进行了20天的实地考察,总结了大寨的基本经验。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大寨精神作了科学概括和最高评价,认为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从此,大寨便成为毛泽东主席亲手树立的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成为全国社社队队学习的榜样。

这些赞扬和荣誉,使陈永贵更加意识到大寨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也增加了一种压力。1965年9月1日,陈永贵在山西省第二届党代会上,作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的发言。就是凭着这种“四不倒”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到1965年,大寨人不仅全面恢复了1963年特大洪灾造成的创伤,而且取得了新的发展:粮食亩产达到800斤,总产55.7万斤,人均口粮440斤,售粮24万斤;总收入7.97万元,人均分配121元,劳动日分值1.2元。这一成绩,为大寨今后更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左”倾迷雾笼罩下的大寨

就在人们热切希望大寨这个先进典型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时候,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64年8月,昔阳县开始搞“四清”大会战;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政治可以决定一切”的时代,大寨这个先进典型,也在社会的、历史的、客观的、主观的多种因素作用下,逐步走上了一条曲折发展的历程。

这一时期,大寨的各项事业仍然不断发展。

1964年冬到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由省、专、县、社、队五级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吸收邻近4个大队的代表参加,对大寨的土地进行了逐块丈量,结果证明大寨的土地数与上报数相符。另外,工作组对粮食实物的清库核对,对账目的清理查对,都证明大寨干部是过硬的,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方面是能够经受得住考验的。“四清”运动,一方面使大寨党支部甩掉了“四不清”的包袱,另一方面,从大寨干部对待工作组一些工作失误的态度中,也暴露出了主要领导人存在着骄傲情绪。

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寨人也虔诚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每天接待成千上万的人来大寨参观、串联。但陈永贵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招待客人和应付造反派上,必然会冲击生产,大寨这面红旗就会遭受挫折。为此,他一面狠抓革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一面猛促生产,决心把大寨的生产搞上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利用自己头上闪亮的光环,冒着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毅然上书中央,呼吁制止农村的乱夺权、乱批斗,制止到农村串联,结果被中央转发全国。这样,就不仅为大寨营造了一个相对较为安定的环境,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而且使全国农村形势基本保持了稳定,没有向更加险恶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大寨坚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治土与治水相结合,当年与长远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由建设“三保田”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转变,其中,投入人力和财力最大、效果最好的就是大寨的“海绵田”。

1970年,为了推广大寨培育“海绵田”,实现粮食稳产高产的经验,彻底扭转我国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受中央委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深入大寨,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8月,由他主持召开了北方15省市区农业会议,强调要学习大寨和昔阳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经验,迅速改变北方地区农业生产落后面貌。会间,借用毛泽东主席在一份报告上的批示,向与会各省、市、区提出了时间要求:“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也就在这次会议上,还总结推广了所谓抓“五种人”的经验,结果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

在新一轮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掀起之后,陈永贵感到压力倍增,便又谋划推出新的“套套”。他根据大寨的实际情况,实行搬山填沟造平原,力争在实现机械化、水利化方面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于是,从1970年开始,用了几年的时间,新建小平原200亩,新增耕地150亩。

1972年到1974年,大寨遇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干旱,大寨人发扬“千里百担一亩苗”的精神,战胜了旱魔,夺得了丰收。粮食总产:1973年77万斤,1974年77.8万斤;售粮:1972年40万斤,1973、1974年均为30万斤。

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大寨还建立了一套福利制度,主要是:一、大队为社员统一提供住房,社员论价出房租。二、实行医疗、入托、上学、用水、看戏(电影)五免费。三、向困难户和因公负伤社员提供特殊照顾。四、对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提供特殊照顾。五、社员烧煤由大队免费拉运等等。

1975年9月,国务院在昔阳召开了规模巨大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与会代表参观了大寨和昔阳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向全国发出了“普及大寨县”的号召,从此,全国又掀起新一轮农业学大寨高潮。

1976年12月,刚刚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继续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进行。  

    总之,这一时期,大寨在农业生产等各项事业上都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文革那种“极左”思潮恶性膨胀的形势下,大寨如果仅仅是一个生产典型,就会变得黯然失色,更何况由于大寨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和自身正在发展的“左”的错误影响,所以大寨顺乎自然地便把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向了突出政治,转向了抓意识形态,以至发展为全国农村推行“极左”错误的样板。从农村“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大寨经验中“极左”错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平均主义严重泛滥。

在发展的方向道路上,大寨多次并队扩大核算单位和向公社过渡,这种“急过渡”、“穷过渡”办法,离开了生产力水平基础,只能适得其反。

在分配制度上,推行“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使集体经济内部分配趋于平均化。这种“大概工”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挫伤了部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上,注重了国家和集体,忽视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这一重要方面。采用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的办法,收回了社员自留地、自留树,养猪、养鸡也由集体统一经营。

2.实行“大批促大干”,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

在领导方法上,适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求,将大寨的根本经验由开展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天斗地与自然抗争,变为“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概括为“大批促大干”),其中,最突出的做法就是不断地人为制造“阶级斗争”,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成了资本主义的东西上纲上线,甚至把好人当成了坏人,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其结果必然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

3.“行行业业学大寨”,大寨变成了“百宝箱”。

从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的新闻媒体,自上而下将大寨越捧越高,推向了“神坛”,连大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报道,大寨成为完美无缺的典型。不仅如此,有人还将大寨变成了“百宝箱”,提出行行业业都要学大寨,大寨要为行行业业提供经验。另外,为了显示对大寨的重视,农业系统各部门自上而下都将大寨作为了科学试验的基地,许多科技人员长年住在大寨,为大寨的发展耗费了心血。社会各界也为大寨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方便条件。

在改革开放中踟躇前行的大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寨党支部带领广大群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对大寨的发展历程作了深刻的反思,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把干部群众的思想从“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把工作从“七斗八斗”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他们以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为起点,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使长期被“左”倾错误窒息了的农村经济出现了好的势头。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对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结论,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对于这一结论,大寨的干部群众一致认为,既实事求是,又分清了是非曲直。

1980年冬,原大队主任贾存锁接替郭凤莲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被调离大寨。翌年,全国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寨党支部也革除了“一大二公”的模式,形成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管理体制。但走这一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起初,他们实行的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但仅仅一年,就以小组作业扯皮多、争执多、矛盾多,村里又开煤矿又办矾石厂领导精力分散为由,又恢复了大队核算统一分配,吃起了“大锅饭”。1982年10月,由县委书记挂帅组成工作组进驻大寨,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才将土地按人劳比例承包到户。至此,大寨人经历了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迈出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大包干的第一年,大寨村的经济发展冒了尖,粮食总产突破了百万斤大关,亩产1264斤,总收入22.64万元,人均纯收入255.2元,均创历史最高记录。人均吃到小麦250斤,农民存款达到10万元,人均200元,都是前所未有的。

与此同时,大寨还突破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出现了农、工、商一起发展的新趋势。1982年,在麻黄沟开凿出了第一座煤窑,并投资1万元使停产多年的砖场又恢复了生产。1984年,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赵素恒带头购买了一辆汽车跑起了个体运输,一些农民还办起了养鸡场,均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此外,村里的林果业也在不断发展,1983年占全村总收入的13.3%。

经济发展,也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从农民的食物结构来看,三中全会前是“一多三少”,即:粗粮多,细粮少,蔬菜少,食油少;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已变成“四多一少”,即:细粮多,蔬菜多,食油多,肉蛋副食多,粗粮少。从家用设备来看,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已开始进入百姓家,有的农民甚至还自费上北京旅游呢!

但是,这些变化仅仅是在原来基础上的进步与发展,如果与那些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先进单位相比,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甚至与本省、本地区、本县的一些单位相比,大寨走得也是“慢车道”。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1991年,全村经济收入仅从1984年的28.70万元增长到281万元,人均收入仅从1984年的601元增长到735元。不仅如此,10年间,大寨还换了4任支部书记。这样频繁易“帅”,一方面说明大寨存在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大寨人和上级领导对大寨现状的不满和焦虑。

在这种形势下,1991年底,经宋立英等几十名老同志呼吁,上级党委批准,郭凤莲又回到了大寨,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兼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经理。从此,大寨人在郭凤莲的带领下,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搏击市场再铸辉煌的大寨

精明干练的郭凤莲回村后,给大寨带来了一股春风,大寨开始步入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上任伊始,她就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终于摸清了大寨的根本“症结”。于是,她回村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更新大家的观念。她明确指出:“大寨要发展,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甩掉包袱,甩掉怕左怕右随大流的思想;二是解放思想,承认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大寨起步已晚的现实,更新观念,勇闯市场。过去是全国学大寨,现在是大寨学全国。”在耐心开导教育大家的同时,她又带领干部南下北上,先后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参观考察,让大家亲身感受到先进地区市场经济的浓厚气息。

很快,大寨的干部群众就统一了认识,一致主张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大寨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门路。于是,大寨党支部果断地作出了:“大开山门,面向全国,内引外联,发展经济”的战略决策。按照这一思路,从1992年开始,大寨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年年有新招,年年上新台阶。

大寨人充分发挥本地矿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精神力量雄厚、外界知名度高等优势,大开山门,引资金,引人才,引项目,与中外客商合办了多家乡镇企业:1992年,与江苏省江阴市毛纺厂合作办起了羊毛衫厂;同年,又与太原衬衫厂合资兴办了衬衫厂;1993年,与香港中策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办了大寨中策水泥有限公司;1996年,兴建了省级大寨森林公园;1997年,又与内蒙古宁城老窑集团联合组建了大寨酒业有限公司……短短10年间,大寨共引进资金4200多万元,引进各类人才近百名。现在,贸工农一体、产供销配套的产业化链条已初步形成。

大寨不仅重视乡镇企业的兴办,而且更重视农业的发展,始终把农业当作基础产业来抓。到2002年,大寨全村共拥有各种农业机械40多台件,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林枚业等项作业实现了半机械化,农业水利化也基本实现。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保证了粮食的稳产与高产,10年间,大寨的粮食总产量始终保持在32万公斤以上,亩产保持在450公斤以上,人均生产粮食600多公斤。此外,林果业、畜牧业也有较快发展。

在稳定第一产业、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大寨的第三产业也开始起步。1995年,投资1000多万元开始兴建大寨森林公园。经过数年不懈努力,公园内周恩来纪念亭、叶帅虎头山题词处、郭沫若墓碑、孙谦纪念碑、陈永贵墓地、贾进才墓地、大寨展览馆以及正在建设的农民文化艺术馆等景点、景区,已经或即将向游人开放。由于大寨的品牌效应,加之大寨森林公园这张旅游王牌的推出,近年来大寨旅游观光的人数逐年升温。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大寨人又办起了宾馆、饭店、旅店、工艺品商店。

十年辛勤耕耘,十年奋力拼搏,使大寨的各项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了昔阳县的第一村、名震太行的富裕村。

大寨人富了,但爱国家的情怀没有变,1996年上缴国家税金164万元,1997年上缴190.6万元,2000年突破300万元,是昔阳县的纳税第—村。

大寨发展了,农民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现在,大寨村民的住房已由过去的大窑洞、土炕头,变成了二层小楼,户均住房面积168平方米。目前,已有24户搬入新楼房。大寨村还实现了“三有三不”。“三有”即:“小有教”,从幼儿园到小学免费上学;“老有养”,实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制度: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领到50元,70岁以上可领到60元,80岁以上可领到70元;“考有奖”:凡考入大学、大专和中专的学生,村里均发给奖学金,本科生每年lOOO元,专科生800元,中专生500元。“三不”即:吃水不用吊(自来水),运输不用挑(集体提供车辆),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人员上门服务)。

大寨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村民素质。现在,在大寨,共产主义风格仍在发扬光大。1994年,山东临沂山区遭灾,村民捐资2万元寄往灾区。1996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洪灾,全国各地捐来价值8万余元的救灾物资,但大寨人将这些物资又转赠给了其他受灾村。

近年来,大寨的快速发展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几年间,先后有朱镕基、李岚清、乔石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大寨视察指导。大寨村也先后被授予“山西省文明村”、“山西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大寨党支部还先后两次被中组部命名为“全国基层先进党组织”。

忆往昔,大寨人踏着时代的节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但也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历程;看今朝,大寨人甩掉包袱,与时俱进,改革开放,搏击市场,又铸造了新的辉煌;想未来,大寨人只要继续发扬大寨精神,高举改革开放、艰苦奋斗两面旗帜,真抓实干,奋力拼搏,就一定能早日把大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环境优美、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晓晋)

(写于2002年)

(作者系晋中市政协文史委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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